在深38年：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深投控创智天地大厦 

杨旭

YANG Xu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执行总建筑师

全文刊载于《建筑实践》2020年11月

《特辑：深圳城记 实践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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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 /请您先介绍一下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简称深总院）现在的组织架构和人员情况。

杨旭

深总院现在共有3,700人，在深圳总部之下，设第一分公司、第二分公司、第三分公司、若干直属院和直属所、湾区设计院、驻外分院及若干子公司。深圳的工作场所主要分布在两处——设计团队大部分位于设计大厦，总部和职能部门位于深圳湾生态科技园。此外，院士团队有400人，作为一个独立团队存在，以方案创作为主，相对比较灵活。

第三设计室（现深总院）部分员工合影

AP /能否结合城市政策与发展，介绍一下深总院的发展历程？

杨旭

深总院的机制在业内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案例，虽然是一家国有企业，但它却深深地烙上了特区的印记。1982年成立初期，深总院还是一家只有几十人的设计室。1992年，根据市政府要求，合并深圳市建筑设计院、深圳市建筑设计二院、深圳市建筑设计公司、深圳市建科中心和深圳市建筑新技术推广部等5家单位，成立了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

2006年国企改革期间，深总院根据市政府的有关要求，从事业单位划转改为企业，成为一家国有企业。总院的职能管理部门与分院之间的关系相对扁平化与市场化，体现了深圳市场经济特色。在19年的市场化机制实践中，深总院的项目来源完全依靠市场打拼。

深总院的发展史上有一次非常重要的创新——项目经理制，一种介于承包制和事业合伙人制之间的模式。该机制不仅是国内最早的尝试，而且至今也不多见。项目经理（院、所长）除需上缴经费、管理费之外，其余事务均自主负责，包括招聘、经营、承接市场任务、组织项目和收款等。

项目经理与总院组织之间的扁平化，体现了深圳草根阶层旺盛的生命力。深圳为所有设计机构和文化创意企业提供平等竞争的机会，实践者无需传统的关系或人脉，而是通过自身努力实现目标。因此，深总院在全国大型设计机构中，特点最为鲜明，扁平化与市场精神已经融于深总院人的血液里。

深总院的60多个经营团队，不论规模大小，均能够自主经营，自主承担任务，无需激励，也不需要传统意义上的绩效考核，“项目经理制”这种类合伙人机制激发出了大家基因里的深圳精神。在设计行业，某种程度上，个体对项目的推进是有决定性作用的，个人的知识与成就对企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近年来深总院开始探索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其基因与文化又面临新的实践挑战。

AP /深总院的几次改革，是否受到政策与宏观规划方面的影响？

杨旭

是的。第一次是2006年，根据《深圳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所属企业、转企事业单位划转工作实施方案》的要求，包括深总院在内的深圳市属388家转企事业单位，全部一次性划转到深圳市国资委下属的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第二次是总院实行项目经理制，与深圳自下而上的模式完全吻合；第三次则是近年来，中央对国有企业的把控越来越重视市场经济规律，要求在此背景下率先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谋求新发展。

AP /深圳自下而上的野蛮生长的环境，是否会与其自上而下的城市规划或政策形成矛盾？

杨旭

深圳的城市规划绝大部分是由本土设计机构完成的，伴随着城市发展，尤其是制度的变革，城市的规划管理模式也在发生变化。深圳的城市重心在不断西移，最初在罗湖，与香港口岸联系紧密；随着城市发展，福田中心区确立，城市核心开始向西转移；接下来，随着产业大型转移，南山区的经济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一跃成为全国百强区之首；习主席对粤港澳大湾区的高度关注，促使经济重心最终转移完成。

但在我看来，深圳的规划设计并非传统的自上而下模式，因此与建筑设计从未形成矛盾。深圳的设计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良性的状态，前些年有很多人不看好深圳，然而正是因为深圳的开放与包容，这些“不看好”的声音才会被放大，城市相对开放平等，核心问题才会被讨论与解决。

在深圳，是否拆除一座重要建筑这样的问题是可以被讨论的，并不是非黑即白的。同时大家也愿意去质疑、去发声，但在其他城市很少能够听到这样的声音。例如学术界曾对政府的灯光秀表示过顾虑，政府也很快做出了调整，引导城市居民提高审美意识、优化品质。这其实就是深圳自下而上的力量，它们充满活力，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并在想尽办法推动发展。

外界对于深圳政府的营商环境评价很高，政府的工作效率、专业素养等也都是优于部分城市的。深圳的社会比较接近公民社会，对个体给予了很大的尊重。例如，出于边防考虑，政府原计划在深圳湾公园设立铁丝网，但在公园建成后，市民对铁丝网的设置表达了强烈反对，政府最终尊重民意放弃了原来的设计；再如，深圳原计划在深圳湾建设海上观光道，但由于学界的强烈反对，最后也未实施。由此可见，深圳的民间力量是有效的，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会认真倾听学界与民众的声音。

拆除深圳湾公园铁丝网

作为在深圳实践的设计师，我感到很幸运。以往我们团队的设计任务有60%在深圳以外的城市，我每年离开深圳60次左右，而这几年绝大部分设计任务都在深圳，出行越来越少。近年来许多大型设计院与民营机构都在深圳设立分院，因为从城市发展的速度和质量来看，大家都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未来能够提供更多的机会。

AP /作为一个外地人，您为什么会选择留在深圳呢？

杨旭

我时常鼓励年轻朋友，如果家乡不是在北京、上海，或没有很强烈的留在本地发展的诉求，深圳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首先是自由，这是深圳的基因；第二，深圳平等地给予每个个体机会，无需依靠传统关系与人脉；第三，没有方言带来的隔阂，普通话的普及给人亲切感，正所谓“来了就是深圳人”；第四，深圳讲求效率，大家都单纯地想把事情做好，整个城市生机勃勃；第五，深圳发展模式是自下而上扁平化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才诞生了腾讯、大疆、华为这样的企业。

对于建筑设计行业，深圳的项目质量高，客户水准也更高，深总院近些年的重心自然也越来越多地落于深圳本地。原来城市大型公共文化项目在全国布局，近几年则开始聚焦到深圳，因为部分城市的经济总量与发展速度不足以支撑此类项目的启动。

相较于在其他城市做一个可能达不到团队预期效果的项目，还不如在深圳打造一个完成度更好、更能满足多方诉求的项目。

现在的深圳更是越来越成熟了。从前的深圳在人们心目中只是一个工作的地方，人们一到春节就回老家，深南大道上一个人都没有；但随着一批批人在深圳稳定下来，社会逐渐成熟，城市情感的温度也逐渐提升。

平日的深南大道

节假日期间的深南大道

图源：广东省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协会

AP /一些先行者在城市发展初期就来到深圳，他们认为那个时代的深圳是一个“乌托邦”，是一个能够实现理想的城市，相比起来，现在的深圳约束变多、机会被稀释。同时，如今深圳的一些独立建筑师、事务所也觉得当下的深圳变得十分“艰难”。您对此怎样看待呢？

杨旭

我认为这与个人选择有关。独立设计师选择成立个人工作室，与在大型国企获得的工作机会是不一样的。作为大型设计机构中的工作室，我们的团队是两个圈子的交集——主流与非主流、官方与非官方。我们一直与主流学界保持紧密的互动交流，并不是以完成设计任务产值为单一目标的工程型设计机构。而选择成立个人工作室的独立建筑师都将面临一个问题——并非没有机会，而是如何展现自身的力量。在行业里做到顶尖，自然会得到更多机会。所以我倒没有觉得当下的深圳变得“艰难”，因为一个城市的发展一定会从野蛮生长慢慢走向秩序发展。社会是在向前走的，每个阶段解决每个阶段的问题，肯定会越来越好。

至于“乌托邦”是由人的心境产生的，当然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印记。显然，今天的深圳一定比10年前、20年前的深圳更成熟——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之所以一些前辈觉得现在的深圳没有那么好，我认为是因为与他们心中的理想还存在差距。 

城市的发展不单是学术问题，还包含了经济、政治等很多其他方面的问题。深圳的先行者对城市发展有自己的判断，从专业的角度固然是对的，但城市里还有其他更多视角。而且，深圳政府官员也逐渐年轻化，20世纪80年代的年轻人已经开始参与决策，他们的格局与价值观都在为城市注入新鲜血液。我认为最好的一点是，大家都是依靠自己的努力，而非累积传统的关系或者人脉。深圳的市场足够大，每个人只需要做好自己手里的事情，不必过于纠结、忧虑。

AP /您认为深圳城市建设的经验是否有可能复制或借鉴到其他的城市发展当中？

杨旭

深圳的建设经验是独特的、因地制宜的，我不认为可以简单地被复制。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点。北京是北京，上海是上海，深圳通过40年的发展，也成为城市发展史上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案例。

深圳发展至今，其发展布局仍在更新，质量好、速度快，且没有北京、上海的一些负担。设计院与事务所也和其所在的城市性格一致，如相较于上海的设计机制和海派设计机构的精明干练，深圳的则相对粗放与直接。

AP /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等活动的发起，除了依靠深圳自下而上的力量，是否也需要依靠政府的推动？

杨旭

是的。假设政府把双年展的机会全权交给民间机构，这件事未必能做好。深圳规划局几乎是国内最具学术力量的政府机构，自第一届双年展起，它们一直在推动创新，对城市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华侨城到蛇口，再到南头古城，这些项目都聚集了各方资源，动用了大笔资金，这一定是需要政府的支持的。

AP /工务署的制度与其他城市政府制度存在差异，您认为深圳工务署对城市建设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如何看待工务署面对的争议？

杨旭

深圳的很多政府机构设置都和其他城市不太一样。深圳是国内第一个成立城市规划设计处的城市。从城市设计的角度来讲，深圳做出了很多创新。

工务署是政府为完成深圳的一系列大型公共项目成立的。如今的工务署同时在做多所医院的筹建工作，未来也会投入到新十大文化设施的建设中，其资源协调能力、效率与专业性可见一斑。随着更多优秀人才的加入，工务署也会越来越专业。

政府与学界之间最大的分歧，源于判断事物的标准。政府关心的问题更多在于城市如何发展、经济如何建设。如何让决策层听从专业意见，是另一个层面的事，这需要依靠机制。并且，城市成熟的同时，公众也在成长，面对同样的问题变得更加尖锐。深圳自由的氛围允许公众讨论、交流、批评，只有这样，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才能不断纠正错误，避免偏离轨道。

本文图片除特别标注外，均由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提供。

杂志编辑 / 徐抒文，罗靖琳

新媒体编辑 / 阿凡

视觉 / 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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